我与成电的不解之缘
陈 艾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不禁让我回忆起70年前的5月……。
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在即，困守上海的汤恩伯20万国民党部队，在上海周围修筑了近3000碉堡，扬言发动一场“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式的保卫上海战，妄图死守半年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国民党飞机日夜骚扰，不时发出警报声，气氛非常紧张，那年我11岁，家住松江县（现为松江区，上海科学城），是个初中一年级学生。那时国民党政府已土崩瓦解，解放大军势如破竹，为了不使城市遭到破坏，经过16天的战斗，解放军伤亡近三万人，于5月27日上海解放。记得解放大军进入松江城那天早晨，天空飞着毛毛细雨，身着浅黄土布军装身负背包的解放军战士，高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走在大街上。我挤在路旁欢迎的人群中，听到欢迎的群众和声唱着：“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这是我最早听到的解放区歌曲，当时激动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无法忘却。
解放后，1954年我高中毕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国家正处于一派百废待举、万象更新的大好局面，让一代青年无比激动。那时对南方学生而言，不像今天那样热衷于北大、清华，当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交大电讯系，一心向往着将来能从事新兴的技术领域；第二志愿是复旦物理系，因为复旦创始人马相伯是我老乡，自幼就是我的偶像；第三志愿则是南京工学院的建筑系，我爱好美术，建筑学素有“北梁南杨”的佳誉，清华的梁思成和南工的杨廷宝均为举国齐名的建筑学大家。结果有幸我被第一志愿交大电讯工程系录取。54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9.38万人，录取率75%，由于生源不足，其中包括15%的调干生。
然而1955年冬天，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国务院有关将交通大学、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等校的电讯工程有关专业集中内迁，在成都成立新学院的决定，随即全系老师、职工、学生开始了繁忙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迁校准备，家属们则需处理大量的家庭事务。最后以16个月时间创造了难以置信的高速度，新的学院于1956年9月1日顺利开学。我的生活也从此发生重大转折，开始了“来到成都就没有离开”的一生旅程！
我国大学的电讯工程学科原来只设有线电工程（电话、电报）、无线电工程和电真空三个专业，新学院毋庸置疑会作专业的扩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将原先薄弱的钢铁工业等称为“重工业”，被认为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建院初期学校先后聘请了9位原苏联专家，当时的院长顾问罗金斯基教授特别强调，电子材料和元器件则是无线电工业的重工业，新学校理应首先建立“无线电器材制造”系。新成立的系定名为“三系”，下设绝缘（电介质）材料、半导体材料、磁性材料与器件三个专业，由交大原有线电系主任周玉坤教授为首负责筹建，具体工作由毛钧业副教授领导进行。这样57年我们交大有线电专业两个班，抽调25位同学转入新的专业，据说这个专业是连苏联也没有过的新尝试，当然在我国也属首创。
新的系、新的专业、新的老师、新的教学大纲、新的自编教材，一切对大家都很陌生，当时的老师除了刚由苏联列宁格勒电工学院学成回国的曲喜新老师而外，全都是改行的，个中的困难便不难想象，大家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在探索中一步步前行。1959年我毕业后被选拔留校任教，有人曾问是不是会有思想情绪？我的感受是“根本还来不及去考虑”。
工作后我被分配在301（绝缘材料与器件）教研室，曲喜新主任当年在苏联的导师是该领域权威连聂教授，其他老师包括交大的林劲先、陈耕云，龚帜昌、姜节俭，南京工学院的钭保兴，华南工学院的胡忠谞、张绪礼，成都工学院的严秀芳和南京无线电校毕业的陈宏猷、周鸿仁、万兴德、侯沄伦等13位，此外便是我和同年毕业的朱尧江。面对每年90名学生及外系的公共课程，教学任务的繁重可想而知，每位教师都必须走上教学第一线。为了弥补教师力量不足，60年初又从当年应届毕业生中拔青苗，选留了16人加入教研室队伍。此后领导决定我的专业方向是无机绝缘材料，从此走进了我一生为之奋斗之门。
记得我第一次上讲台开设《无线电器材制造》课是1960年初，面对无线电通讯系58级三年级的两个班的学生，其中有些调干生年纪比我大一倍，包括进校时曾教过我俄语的原外语教研室主任于连成（他再学习毕业后调部里工作）、原前锋仪器厂总工胡祥云和老大姐税永芬等。当年学校特别重视对新教师的考核和指导，开课前由二系、三系负责教学工作的谢处方副教授、王端驤教授以及两个系的教学秘书等组成督导组，让我现场两次试讲，对讲课内容、表达方法、乃至黑板书写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指导，要求非常严格，每个概念的交代必须明确，每一个公式的推演必须严谨，最后讲稿改动了三次方才开课，使我深感老一辈教师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对教育工作的严格要求与尊重。让我从开始的忐忑不安，到上台时心中有底，这一段从师道路上的最初历练，令我终身难忘并一直延续下去。
1960年底一个大好消息令我既兴奋又不安：经过近两年的筹划，专业聘请了一位前苏联专家，列宁格勒电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奥捷列夫斯基教授（В.И.Оделевский)。领导决定由郁曾倩（口译）、刘发栋（生活翻译）和我（笔译）组成翻译小组，配合专家在校的教学、科研和生活安排。对于只有两年俄语学习经历的我，加上准备时间不到半年，而年底又突患急性肝炎住院，当时绝对是压力山大，但面对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我不甘退却，真可谓“天生牛犊不怕虎”，这样便又一次胆颤心惊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奥捷列夫斯基教授是原苏联电子陶瓷领域的著名专家，1960年底来到学校，决定先期开设一门基础理论课《电介质物理》，进而指导建立电子陶瓷实验室和“水电介质研究”等课题。国外知名大学特别注重学术交流和开放性办学，十分强调防止近亲繁殖，常有本校毕业生不允许留校任教的规定。当时国内高校没有这个条件，却流行易校互派进修教师的做法，这就提供了相互学习的良好途径。那年我校电子陶瓷研究班就有包括来自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军电、太原工学院、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合肥工业大学、云南大学、总参11所、799厂、北京广播器材厂等十余所院校和厂、所，以及本校青年教师等30余位学员。
专家到校后临时编写讲义，每周讲课两次共6学时，每堂课前一、两天提交讲稿，由我译成中文，再交印刷所人工刻写蜡版，人工油印成讲义，课前发给学员。专家当时住新华路西南局招待所，我则常常连夜在招待所休息室赶译讲稿，此外专家还有特定的答疑时间，所以工作量大，任务十分繁重。奥捷列夫斯基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在成都我们为他庆贺50岁生日，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没有安排其他休息和活动，当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饮食标准很低，大冬天办公室除了红糖咖啡（苏联冬天严寒，习惯喝浓咖啡），没有更多其他食品。记得1961年4月12日早晨，我们在广播中突然听到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次登上月球的消息，当天同学们在课堂上向专家表示热烈的祝贺的情景，大家都很难忘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个紧张又愉快的日子。61年暑假我们陪同专家一起去宜宾参观799电瓷厂，他对我国生产的MgSiO3高频滑石装置瓷的品质及巨型天线绝缘子焙烧工艺倍加称赞。但在最后陪同专家去杭州西湖游览时，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求专家立即直接撤回。中苏关系的恶化大家始料未及，这样，连他留在成都的行李都是后来另派专人送往北京，电子陶瓷进修班也就此停止。《电介质物理》讲义约40余万字，国家困难时期所用纸张质地粗糙低劣，颜色灰暗，但却是这次专家讲学的结晶，现保存于新校区图书馆，留作历史的记忆。当年已与上海科技出版社联系好出版事宜，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而无果。
这半年工作中，老大姐郁曾倩老师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良好印象，她1955年交大有线系毕业，同样没有更专门的俄语学历，且并不太熟悉电介质物理专业知识，却出色地完成了课堂现场口译的任务，全凭了她的刻苦、钻研精神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十分令人敬佩与怀念。文革后她调离学校定居南京，现已87岁高龄，但因重病在身长卧病榻，在此谨对她表示衷心的祝福。
成电是我国第一个创办无线电器材制造专业的学校，由于国家的需要，随后国内不少大学也先后建立了相同专业，为此高教部责成我校编写一套该专业全部课程的参考教材。这样于1961年全系动员，组织编辑、并出版了一套约15本教材，我参加了《无机绝缘材料》（与张绪礼、郁曾倩合作）的编写，由北京科教出版社出版，并于1962年再版。华南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及南京工学院等兄弟院校曾派大批教师来我系随课进修，回校后即担任相应课程的教学工作。在专业初建时期，我们做的这些努力，推动了专业在国内的发展，虽然水平很有限，但却是值得留念的。
1978年3月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技大会，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随后于1979年3月四川省也召开了首届科技大会，我们小组的科研项目“XCH-1型红外测温显微镜”，获得了四川省重大科研成果奖，并出席了大会，我代表学校在大会发言。我校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蒋葆增、刘盛纲、杨鸿铨、徐吉林、刘祥智等人，就此在全国范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紧接着1979年中美建交，经过国家WSK（外语水平考试）和专业课程考试后，我于1981年5月（至83年5月）被选派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访问学者。伯克利大学素为全美公立大学之首，其治学严谨、杰出人才辈出早已为世人公认，截止2015年共有诺奖获得者72人，菲尔兹奖获得者8人，图灵奖获得者20人。我所在研究部的西博格教授（G.T.Seaburger）因发现新元素钚，并并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动力，于1951年获得诺贝尔奖，后又发现了原子周期表中最后十余种新元素而具有很高威望，西博格教授对我国友好，办公室墙上挂着大幅与周总理的合影。此后该研究部台湾学者李远哲又于1986年获诺奖。由于伯克利大学和美国十大国家实验室之一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National Lawrence Berkeley Lab.，LBL ）联合运作，所以我的教学活动与研究工作分别在材料科学系(Dept. Of Material Sci.)和分子与材料研究部(Malecular and Materials Research Division MMRD )进行。研究室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台湾和我共13名学者，导师为J.A.Pask和.L.C. Jonghe教授。研究课题是当年为世界关注的新概念材料“快离子导体”（Fasi ionic conductor）,该材料79年前后首先由T.Takahashi（高桥武彦，日）和Hagenmuller(法）分别提出。
传统凝聚态物质的电行为是由电子形成，具有电子同一性，离子不具有长程序运动。快离子导体则具有离子的长程序迁移过程，在凝聚态也具有像液态物质般的高离子导电行为，其导电过程则具有离子的特异性，即不同材料具有不同种类的离子电导。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之所以迟至当年才为人关注，是因为具有这种离子长程序迁移现象的条件极其苛刻：只对于特定的材料结构、特定的离子、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才具有上述特征。无疑，“快离子材料”新概念的出现，将出现材料特性革命性的变化，并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前景，一时间在业界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并引起研究开发的热潮，被认为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处女地”。
伯克利大学无论科研还是教学都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在材料工程系我选听了4门课程，美国研究生课程十分重视启发式讲解和互动式教学，教师在每次讲课之前常用很长时间引导学生提问和进行讨论，并布置大量阅读和自学内容。在LBL实验室我参与了“新型Na＋子导体β-A
l2O3及高能密度Na/S固体电池”的研究。研究注重实验环节，研究室具有世界最先进的透射电镜和多台扫描电镜，全由学生独立操作。每个学生有自己的独立研究内容，研究室每周进行一次Seminar（研讨会），在导师主持下由学生轮流主讲各自的研究进展，从而达到对个人的督促和相互学习的目的，效果十分明显。访学期间，由于自己的努力，从第二个学期开始便改由美方能源部提供经济资助，研究成果于1983年在旧金山举行的163届国际电化学年会发表。两年后（1983.5）学业结束回国。当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约有百名左右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我校即有10人，可见学校对师资培养工作相当重视。当年我校访问学者全部学成回校，无一人滞留。
回国后国内迎来了开发研究新概念材料“快离子导体”的热潮，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成都地区成立了三个协作区，成都地区包括我校和川大，随即小组获得了当年为数不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上海硅酸盐所、天津大学联合进行大课题的研究，并在我校召开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持的“快离子导体项目协作单位评议会”和“无机智能材料研讨及立项会”等会议。
为了扩大视野加强国际交流，在校外办和廖品霖主任的大力支持下，1986年我们引进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材料学院博士David·Hitchcock来校进行博士后研究，课题为“Cu+离子导体Cu6Rb14I7Cl13 及电位记忆管的研究”。由于工作语言是英语，小组老师和研究生的英语水平普遍得到较大提升，有些学生毕业后还从事了外事或与外语有关的工作。除研究工作外，David还曾为我系研究生和附近工厂技术人员开设了英文专业课《The ionic transition in solid》。David来校原定合约为一年，因为研究工作需要又延续一年，在校期间和国内学生打成一片，并对成都和中国增进了了解、产生了感情，期间父亲去世也未请假返美探视。研究工作使常温下离子电导率提高至бi=0.35 Scm-1，达到国际报道水平。这是学校首次引进外国博士生参与科研的一次尝试。
此后我的教学和研究即转向快离子导体领域，新开设了“电子陶瓷工程原理”、“快离子导体及器件”、“固态离子学”、“智能材料导论”、“智能材料结构与系统”等课程，进行了“α-WO3基复合灵巧电致变色材料与电色显示器”、“ZrO2复合强化梯度功能材料”、“超大容量双电层膺电容器”、“全聚合物薄膜锂电池的梯度化电解合成”、“电流变效应及流变光学特性研究”等研究课题，先后发表论文120余篇，编、译（包括合作）书籍7部。获得了全国电子系统优秀教师奖、上海贝尔教师奖、电子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发明铜奖及中国翻译家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该证书授于全国各外语语种在外交、军事、政治、民族、社科、科技、文卫、教育等领域共314人。被选为IEEE高级会员（1993）、被录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1995）、中国电子学会会士（1996）。
2003年65岁退休后，主（合）编（译）出版了《敏感材料与传感器》（2004）、《电化学超级电容器的科学原理与技术应用》(200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科普丛书之《走进信息材料的微观世界》分册（2007）等书籍，担任了学校老科协、老教授协会主席及侨联主席等社会工作，近年还了参加《成电故事》讲师团和作为学生辅导员以发挥余热。
不忘初心，在学校寒来暑往的六十三个年头，校园里每个角落都留下过我的脚印，每当我往返于东校门前的沙河桥，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躇立桥头凝望，思绪万千：河水刻不停息地潺潺向东流去，两岸当年亲手栽种的梧桐幼苗，如今已挺拔高耸，春华秋实、岁岁枯荣，遥望远处则高楼林立，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让人无限感慨！江南故乡虽令我日夜魂牵梦绕，但我婉拒了亲友们的善意盼望和安置，也没有选择与子女团聚去国外定居。成都恰与我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我无法抛舍的第二故乡，沙河校园也成了我“来了就没有离开过的家园”。此时此刻，不禁让我想起了旧作“沙河梧桐”中的诗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育人的责任何其凝重；
下一个甲子我们将会远去，
你永远屹立在我的心中；
嘱咐着莘莘学子努力向学，
期盼着学成毕业蔚为国用！”
2019年7月1日
本文作者 现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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